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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古典学有何现实意义？中国的古典学学科建设如何落地？中山大学在开展古典学教育方面有何创新实践？日前，中山大学哲学系(珠海)教授、系主任，中山大学博雅学院院长陈建洪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3493，对上述问题作出解读。他认为，开展古典学的研究和教育，有助于更好把握不同文明体的差异性，促进彼此的交流互鉴，也有助于更好地探索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比如，在西方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其宗教信仰的传统与哲学思辨的传统影响很深。然而，部分西方思想家认为中国没有信仰与理性的传统，这其实是误解。当然3493，我们也重视文明从古代到现代转型期间的那些伟大著作。比如说我们所研究的文艺复兴，是在基督教文明的背景下，倡导复兴古代希腊和罗马文明的智慧，尽管我们不能说那时就有了古典学。尽管古典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一直到19世纪才真正出现。

陈建洪：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古典学的创立初衷都是为了认识文明的源头。英籍德裔学者麦克斯·缪勒(F. Max Müller，又译作马克斯·穆勒)曾提到，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有八大文明都是有圣典的，正是这些圣典奠定了文明体发展和传承的基础。从先秦诸子百家到汉代经学、宋明理学、清代考据学，中国每一个时代都有对经典的解释和传承。透过这些经典3493，我们可以了解一种文明几千年发展历程中，每个阶段面临的时代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新思路。中国悠久的历史中产生了大量的经典文本，对文明的传承和发展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思想宝库。

研究古典学，比较文明发展不一样的底色，对于探索和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不可或缺。比如，我们可以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中汲取其思想精华，助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在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实践中，我们如何在文明互鉴、平等对话的基础上，发挥自身软实力，体现中华文明的影响力，古典的智慧能够教给我们很多。我们需保持开放的心态，积极吸收外来的思想资源，秉承自身的优秀传统，去丰富整个中华文明的发展走向。

其实，狭义的西方古典学，就是研究古希腊罗马文明及其经典的学问。一方面，如果完全局限在狭义的西方古典学，那其他很多文明的经典就不能涵盖在古典学的范畴里。另一方面，中国也有自身的狭义古典学。比如，中文系有一个古典文献学专业。这意味着中国狭义古典学的主要工作其实就是进行古典文献的研究，涉及到文字学、音韵学和训诂学。如果纯粹是从文字、音韵和训诂的角度去研究古代文献的话，古典学的范畴仍然比较狭窄。除此之外还有考古学，涉及对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的比对研究，有时也被归到古典学的范畴。综合来看，这涉及古典学概念和内涵如何拓宽的问题。对此，目前学界有不同的看法和考虑。在新时代中国语境中，古典学的边际究竟如何界定，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古典学的兴起是对现代发展的反思，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很多问题都能从古典学中找到应对的智慧。古典学那些流传千百年，不断被阅读和诠释的文本，能够让我们的心灵更加成熟和厚重，启发我们对未来人生和文明发展道路进行更为深入的思考。这门学问，需要国内各高校共同去推动。研究古典学，不是为了回到古代，也不只是为了去建设一个博物馆，而是为了观照现实，最重要的是我们要通过重新阅读经典文本，去焕发它新的生命力。

陈建洪：中山大学博雅学院创办于2009年，其初衷是希望从对塑造文明本身有巨大影响的经典著作中汲取智慧，培养一批对思考人类文明发展大问题感兴趣的学者。博雅学院是国内最早推行博雅教育理念的实体化学院之一，十多年来，一直从事古典学教学和跨学科多专业的实践。学院以书院制人才培养为特色，致力搭建“中西古典学”和“文明比较与现代转型”跨学科教研团队与学术交流平台。

陈建洪，北京大学文学学士与哲学硕士，比利时鲁汶大学哲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政治哲学、外国哲学。曾任教于南开大学哲学院，现任中山大学哲学系(珠海)教授、系主任，兼中山大学博雅学院院长、“一带一路”研究院院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八届(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全国中华外国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政治思想史》《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委。著作出版包括《远离苏格拉底》《既无君子，何以天下》(韩译)《论施特劳斯》、Between Politics and Philosophy、《耶路撒冷抑或雅典：施特劳斯四论》等。